姚洋：内需为什么不足？       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在劳动力供给十分充沛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被 转化为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投资不足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扭曲的金融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今年 一至四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0.5%，而进口更下降28.7%，外贸盈余因此不降反升，也就是说，我们 的净储蓄仍然在增加。相反，美国为应对危机正大规模举债，财长盖特纳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 说服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表明，危机没有让中美经济脱钩；相反，中美经济的镜像关系进一步 深。 　　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失衡”的格局并没有随着危机的深入得到调整，中国仍在把靠出口挣得的 “辛苦钱”换成美国的国债，而随着美国通胀和美元贬值压力的增加，我们的储蓄面临贬值的危险。 　　当下坊间的一致意见是，改变失衡格局的办法是减少出口，而减少出口的关键是增加内需；无论 是政府的政策，还是民间的议论，甚或学者的建议，都是增加内需。但是，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 的内需不足？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内需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现在一提内需就提消费，而不 讲投资，显然有失偏颇。在中国GDP构成中，消费占48%，投资占42%，剩余的10%是外贸盈余。不错， 投资占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但是，外贸盈余的增长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储蓄没有利用，也就是说， 国内投资是不足的。    让我们看一下货物和资本的流动，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结论。我们的起点是国内消费相对于GDP 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要大量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就是我们的净储蓄。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经 济体系里，金融市场会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如购买国外的技术设备或培训服务，这样，外汇储备就不 会增加，失衡自然被消解。 　国内投资不足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对于那些由市场本身造成的因素，政府政策恐怕不会有太大的作 用。比如，投资不足可能恰恰是因为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这样，绕一个圈子，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消费 不足上来。政府应该关注市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问题”。就体制而言，中国 高度集中且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难逃其咎。    中国几乎没有地方资本市场，而银行业也以大银行为主，中小银行数量不足，结果是出现“一头 沉”的现象，即大型企业资金非常充裕，而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资本和贷款。沪深股市上只有一千五百 多家企业，中国99.99%的企业要靠自己筹集资本。在贷款方面，大银行天然地照顾大型企业，因为这 样最节省它们的运营成本。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发挥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功能。 　回过头来再谈消费。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足？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老百姓的收入不足。这不是说老 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它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者收入 （工资和自营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48%左右；按照清华大学白重恩教 授的估计，下降幅度小一些，但十余年间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老百姓相对来说是变得“更 穷”了。     变得“更富”的是企业和政府。过去十余年间，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 但是，政府和企业所有者的消费倾向都低于普通百姓。众所周知，我国政府财政除了支付政府运转所 必需的花费之外，主要是用来投资了，比如，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投资占绝对的大头。至于 企业所有者，由于他们已经非常富有，消费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就很低。那么，为什么企业利润和政府 税收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第一个原因和我们的人口结构有关。中国人口结构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在农 村。尽管农业对全国GDP的贡献只有11%，但农村却储藏了我国劳动力总量的40%，而这已经剔除了进城 打工的1.4亿劳动力。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的抚养比很低。抚养比是被抚养人口（即16岁以下人口加上60 岁以上人口）除以劳动人口（即16岁和60岁之间的人口）得到的比值。中国目前的人口抚养比是0.4， 即一个劳动人口只负担0.4个被抚养人口。    较多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抚养比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裕。在过去三十年里， 中国的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即每年有1300万人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加上每 年城市的新增就业人口，我国每年必须提供2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 　　在如此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条件下，工资的增长速度自然不会高。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劳动收入占 GDP的比重下降，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比劳动收入的增长快。这就要谈 到第二个原因。 　　这第二个原因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十余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速度远高于工资的增 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导致企业产出以同等的速度增加，由于政府税收和企业产出高度相 关，政府税收也会以同等速度增长。事实上，由于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大，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 税收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了为什么政府收入的增长比劳动收入的增长 快。另一方面，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劳动收入，是因为工资增长速度较低，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 的好处基本转化成了企业利润。 　　但是，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是否意味着资本在剥削劳动呢？不是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 是因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是因为企业增加了大量的资本投入。一个人能生产多少东西，不只和他 自己的素质有关，而且和他所掌握的资本数量有关。试想，一个学计算机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计 算机，纵使聪明绝顶，也无法写出有实用价值的软件来。    总结一下，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在劳动力供给十分充沛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 的利益被转化为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投资不足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扭曲的金融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地方政府要在反衰退中发挥重要作用

                                              方红生

                        （浙江财经学院   杭州   310018）

    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非一体化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中国大陆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货币区，

这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必须承担欧盟成员国类似的代价：不能利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工具来稳定宏

观经济；劳动力的非充分自由流动使得失业问题成为中国地方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在中国这样

一个代价如何缓解？我想不能过于指望中央的财政政策（附录中4万亿投资中地方占了约71%），特别

是假若发改委如果公布了4万亿投资的地区分布以后，而应当主要靠地方政府各自的财政政策来解决。

根据我们最新的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平均而言的确有能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实证结果表明，

在衰退期，中国地方政府执行的是非常积极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即实际GDP每低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

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1.7个百分点，而在繁荣期，中国地方政府

执行的是顺周期性财政政策，即实际GDP每高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0.2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我们还估计了三大地区的周期性政策反应函数。估

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明显采用的是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财政策”，

但强度有别。具体的说，在东部，实际GDP每低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点，东部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1.3个百分点，而实际GDP每高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点，东部地方政府的政府

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0.32个百分点。在中部，实际GDP每低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点，中部

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1.75个百分点，而实际GDP每高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

点，中部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0.53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与东部相比，中

部地区政府采用的是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不过，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政府在

繁荣期并没有明显采用的是顺周期性财政政策而是采用的是中性政策，但在衰退期则采取的是更为积

极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具体的说，实际GDP每低于潜在GDP 一个百分点，西部地方政府的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将会平均增加约2.18个百分点。

    我们相信，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相互作用的

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如果能够克服治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缺陷，再加上其他一些制度改进，那么我

们相信，在中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必要支持下，中国经济一定会在较好的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之下，率先走出经济衰退而步入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轨道。

附：4万亿投资“账单”公布 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占大头

发表时间:2009-05-22 07:36 来源:上海证券报

策理念想必是非常有益的。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促进经济增长应确保其商业对国内投资者具有吸引

力，因为这些投资者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拥有广泛的投资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

是在生产性强的各部门和各环节上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确保企业能采用

最先进的实用技术。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做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确

保有形投资和知识产权得到可靠的产权保障；实现货币自有兑换，以便投资者能

将其利润顺利汇回本国；保持对该国政治经济稳定的信心。

“经济危机对于理论研究是个好事情，经济学家特别高兴，诺贝尔奖的机会来了，赞助费增加了，讲课也增加了，学术市场也好得多了，危机之下的一些讨论甚至可能还会颠覆性地推翻原来我们从教科书里面学的理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日前这一番颇带调侃的话却别有深意，道出了当下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对于经济学理论可能产生的深刻冲击。
　　 一些原有的理论认识框架被不断冲破，一些原有的近乎常识性判断不再成立，一些原有的基础假设需要推翻，一些原有的逻辑体系不再完整……经济金融学教科书重新处于破立之间。
　　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将危机对经济学的冲击列入核心议题。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近期的论文中，以“理论的困惑”来梳理政府应对危机的各种犹豫和两难，“救”与“不救”、“救谁”与“不救谁”、“通过市场运作”还是“直接介入”以及“道德风险”和“真实风险”等两难选择。
　　2009年2月2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联合主办了“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内部座谈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会议上指出，这次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座谈会的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经济学界可能要发生的变化。
　　危机还在发展，理论在期待突破，讨论也将继续。
　　
　　1 宏观经济理论不能撇开金融市场
　　“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掉金融因素。但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对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的研究不够重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指出。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大问题，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经济波动，所运用的分析工具，核心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核心的IS-LM模型，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AD-AS模型。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认为，核心来讲，IS-LM模型是教科书上最流行的宏观经济模型，将经济体系划分为真实经济（商品和服务市场）和货币市场。模型中，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但货币市场应该代表什么？包括哪些资产市场？
　　“这个模型完全纳入信用市场和资产价格市场变动，及其与整体经济波动的关系。然而，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已经是当代人类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虚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衍生品等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放大了虚拟金融市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向松祚认为，撇开金融市场来谈宏观经济，在框架和逻辑上已经是不完整。
　　对货币市场的深入分析将要求我们区分货币和信用。货币政策终极目标都是维持货币稳定、产出和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银行究竟是应该致力于稳定货币总量，还是应该致力于稳定信用总量？经历此次危机，这个问题将被赋予更新颖的答案，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延伸。
　　
　　2 国际金融体系中心国研究反而滞后
　　二战结束至今60余年，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近30年，全球爆发了一系列经济金融危机，拉美、东亚、俄罗斯、日本、墨西哥等等均受到过不同类型危机的打击，但这都没有发生在国际金融心脏核心地区――美国。
　　卢锋教授指出，甚至很多危机，较多地被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看作是操作和能力问题带来的危机。
　　“战后出现经济危机，美国都不认为自己有改革的需要，总认为是外来冲击，找替罪羊，而这次危机，美国媒体、公众、政府、经济学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美国内生型危机。危机来自核心区，不是边缘区。”北大CCER教授陈平指出。
　　而由于过去很多国际金融理论都是建立在“中心―外围”的假设基础上，国际金融理论体系对于中心核心区的研究一直滞后。
　　社科院金融所殷剑锋研究员指出，我们翻翻目前的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谈汇率怎么决定，讲的都是小国，都没有提到国际货币中心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模式、经济增长对全球会有什么影响，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次危机证明，加强对国际金融体系心脏核心地区中心国的研究是如此的欠缺而又必要。”殷剑锋认为，这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里面也极有必要，无论是提出超主权货币还是各种其他建议，都需要有一个更为扎实和完整的理论基础。
　　
　　3 金融优势论破产？
　　美国货币中心国地位的金融优势，让美国持续维持了30多年的贸易逆差。
　　“但这次危机告诉我们，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这个理论假设并不正确。”卢锋教授说，本次危机，为开放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观察和经验素材。
　　卢锋认为，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的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即便对于美国这样强大国家也是不祥之兆。
　　
　　4 微观金融理论模型的基础假设是否成立？
　　在金融市场中，标准的金融市场模型如著名的“莫迪格里安利―米勒模型”和尤金?法马（Eugene Fama）的“完美金融市场模型”有着奠基性意义。
　　但标准金融市场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却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冲击，那就是整体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系统风险不变。模型推导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通过不断丰富金融产品的种类、扩大金融交易的链条、增加参与金融交易的人数，金融风险就可以得到分散，而整体系统风险维持不变。这正是当今全部金融市场运行的哲学基础，也是当代金融监管理念的哲学基础。
　　北大CCER教授巫和懋认为，原来根据大数法则，认为分散投资可以将风险降到很低的程度，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分散投资仍然存在风险。是不是按照大数法则设计的风险规避方法出了问题？如果考虑概率论中的厚尾相关（Tail Dependence）问题，很多金融理论就需要重写。通过这次危机，金融经济学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
　　向松祚认为，历次金融危机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证明，风险或不确定性不是不变，而是递增。以信用违约掉期（CDS）的创新为例，本是为了降低或分散债券购买者的风险，凡是购买CDS合约的个人和企业，皆以为自己所持资产的风险显著下降，资产负债表质量显著改善，这种改善又刺激企业扩张业务或降低坏账损失拨备，整体金融体系之杠杆比例则急剧上升，系统性风险急剧扩大。也就是说，CDS合约表面上似乎降低了个别企业或投资者资产风险，实际上显著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5 重构中央银行理论
　　这次危机中，原本位居神坛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被请下，而现任主席伯南克推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也屡屡突破常规的底线，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理论的重构，重新摆在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
　　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理论受到冲击的第一个领域，是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
　　卢锋教授指出，危机之前，美国学术界主流和格林斯潘对资产泡沫“与其预防不如善后”的“象群推论”不无逻辑，但是，这次危机超出所有人预期的灾难性影响，暴露出这一推论前提有错。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关系，并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设计和操作规则。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管涛也指出，原来以为物价稳定了金融就稳定了，现在看来物价稳定、低通胀并不一定可以保证金融稳定。从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10年，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低通胀酝酿的资产泡沫，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出现大的动荡。学界要重新研究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变化的关系，到底货币政策应不应该对资产市场的波动作出反应，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受到冲击的第二个领域，是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边界。
　　自1797年最后贷款人的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就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最早“巴杰特原则”认为，央行只能向市场而非单个机构提供流动性等，以维护自由市场的核心原则，并防止公共部门直接或间接损失，也防止单个机构的“道德风险”。到上世纪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后贷款人既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单独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但是，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的救助范围却一再扩大。不论是市场还是单个机构，不论是投行还是银行，美联储都大开救助之门。而更具有突出意义的是，美联储还直接向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直接购买企业的商业票据，直接为企业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更为甚者，在定量宽松政策之下，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还直接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
　　朱民认为，在本次危机中，央行最后贷款人的界定在时时变动，援助对象的标准界定突破了市场运作的界限，开始直接干预企业，而且援助对象不再非常严格地限制在出现暂时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已经向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
　　资产价格是否纳入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边界怎样制约央行与整体经济的关系？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对整体经济而言的“大央行”？
　　
　　6 金融监管以何为纲？
　　“将危机的根源归于某种房地产之类的泡沫，显然具有误导性，因为泡沫会被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科菲（John C. Coffee）在近期的论文中指出，需求拉动型和供给驱动型是泡沫的两种基本类型，大部分泡沫属于前者，但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无疑属于后者，监管失灵在市场崩溃中起的作用比人们认为的更大。
　　实际上，在危机的冲击之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层面的金融监管，无论是规则还是原则，都受到了冲击。不管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是自律监管还是外部监管，都没有预警或是阻止危机的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过去很多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次遭受金融危机袭击的是过去认为监管完善的发达国家。但是无论是英国最彻底的统一监管模式，还是美国的牵头分立监管模式，不管是什么监管模式，不管是什么金融机构，这次都玩完，这是为什么？
　　“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本来是有所不同的，但危机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混业经营或者分业经营、分离监管或混业监管等不同的模式，受危机影响有何不同，这是为什么？”钟伟说。
　　巫和懋也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全球金融监管制度需要重建，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方向也需要重新考虑。
　　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卸任之前提出的“金融监管结构现代化蓝图”，提议对美国的监管者进行根本性重组和整合，而全球层面的G20峰会则试图重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这些探索都证明，因为这次危机，金融监管的原则和理论将出现重大变革。
　　
　　7 如何测控金融系统性风险？
　　“危机暴露出金融理论的研究确实是非常缺乏的，但是这其中尤其缺乏在哪一个领域呢？我认为是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很不够。”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刘春航认为。
　　蔓延性、全局性是这次危机的特点。这是一场典型的系统性危机，而对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研究，正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理论盲点。
　　刘春航说，银监会跟美联储、OCC、FDIC，每年都有监管交流。去年我问美联储一位高级监管官员，你们对系统性风险怎么看？有没有监管？他当时愣住了，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对系统性风险是不重视的。他最后给我的回答，主要是通过对大型机构，对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就是他们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理解。
　　刘春航指出，不仅是美联储，IMF也是一样，IMF金融部门的评估项目，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理念也是单个机构风险相加，整个宏观风险评估手段就是把微观部门风险简单相加。但实际上，系统性风险跟单个机构的风险的内涵和研究方式、分析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块儿的研究是不够的。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去年在《国际金融监管与系统性风险》论文中指出，1975年以来金融领域的国际监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系统性特征普遍缺乏关注。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却不再着眼于宏观考虑，反而专注于微观经济问题。《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个支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监管资本的要求仅仅基于银行自身的风险模型。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并没有得到重视，而这些外部效应却正是产生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根源。系统性风险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积累而不对金融体系产生明显影响，但往往会突然以灾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我们应该怎样创建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框架？刘春航认为，系统性风险领域的研究将是最需要加强的。
　　
　　8 政府和市场：经典主题重估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话题。朱民总结称，一部西方经济发展史，也即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两大历史传统――市场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理论论战的历史。
　　1929~1933年的大危机强烈震撼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凯恩斯在1936提出了救治市场经济危机的良方――政府干预主义思想，以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罗斯福的“新政”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典型代表。多年来，凯恩斯理论经过补充和修正得到迅速发展和传播，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
　　但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迫使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们改进原有理论，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在最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是“市场失灵”的又一次集中表现，次级抵押衍生品市场定价机制失灵而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均衡，并酿成危机，不得不依靠政府干预及应急管理手段的应用。
　　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前者成为主流，后者变得边缘，这次危机之后呢？
　　张维迎认为，这次危机之后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统治地位，另一种可能是彻底扬弃凯恩斯，复活奥地利学派。
　　“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维迎说，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奥地利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他们认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由于政府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而医治滞胀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恢复自由银行制度，由私人部门掌控货币发行，实现更彻底的自由化，政府也根本不需要做什么。
　　
　　9 如何纳入人的因素？
　　危机中，美国规模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市场会一下子变得没有交易，昨天还集体认可的一个模型对债券的定价，而今天却忽然集体转向，并给市场带来致命的冲击。预期――人的因素在经济金融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理论体系应该如何更好地纳入人的因素？
　　向松祚指出，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哲学理念，那就是经济金融体系与自然世界毫无二致，因此，人之理智可以像理解自然世界那样去发现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
　　然而，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特征却是：思想决定行动，思想改变世界，预期改变价格。自然世界不存在“预期自我实现”，但金融市场上却比比皆是。思想、意识、预期、愿望、知识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双向互动或“反射关系”（借用索罗斯的术语），是人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主流经济学没有深入考察这种双向关系。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即便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期望太阳明天会从西边儿出来，太阳也不会因60多亿人口的期望而改变。但是，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预期明天股市会上涨，并因此决定明天立刻采取行动（购买股票），那么明天全世界的股市必定上涨。
　　人的因素不会改变自然世界运行之基本参数，譬如重力常数、宇宙常数、普朗克常数。但是，人的预期、知识、意识、决策、思想等等，往往会立刻改变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参数，譬如货币乘数、利率、汇率、通胀预期、风险分布，等等。
　　“因此，人的决策往往无法实现所预期的结果，至少会严重偏离人们预期的结果。即使是使用异常复杂的方程组来推测经济运行，实际结果往往远远偏离方程式之数学推测。”向松祚认为，经济学的新范式，必须以深刻理解“人类行为测不准原理”为基础，理解人的预期、意识、决策、知识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双向反射或互动过程”。
　　
　　10 怎样才能预测金融危机？
　　这从来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什么是科学？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给“科学”做了定义――“为了谈论宇宙的性质和讨论诸如它是否存在开端或终结的问题，你必须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科学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些连接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观测的规则。如果它满足以下两个要求，就算是好的理论：它必须在只包含一些任意元素的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准确地描述大批的观测，并对未来观测的结果做出确定的预言。”
　　向松祚认为，霍金的定义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但是按照这个定义，也就是好的理论要能准确地描述过去，并能给未来做出确定的预言，经济学至今的成就似乎还令人失望，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的解释和推测能力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备受责难和非议。
　　最显著的例子是IMF，该组织拥有千余名顶级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夜以继日地跟踪、观察和研究全球经济。然而，该组织却没有对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任何预警，更谈不上准确推测。每经历一次金融危机，IMF的公信力就显著下降。
　　每一次金融危机似乎同时都是一次经济学的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或许也是一次经济学的创新机遇。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和推测金融危机？其逻辑基础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缺陷？

（来源：http://tjj.kenli.gov.cn/nr.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18393&wbtreeid=2086）

约束和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除我们学院的老师外，财政学院的李永友副教授、张雷宝副教授和郭教授，

数统学院的邱瑾副教授等外院的高手也来听我的报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院的项后军

副教授停了自己的计量经济学的课并将一批研究生带过来，我很是感激。幸好，我精心准备了一份“漂

亮”、“重点突出而逻辑严谨”的PPT，否则我很有可能会令到会的人失望，特别是有可能会错失研究员的

“机会”（张雷宝副院长在我报告前告诉我，我将被聘为财政学院省级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幸好，这

是我和张老师合作文章的继续深入研究，所以报告时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报告完毕后，唐要家副教授做了

精彩而富有见地的点评，让我更明确了我们的贡献所在。张雷宝老师的提问让我感受到了他真的很认真的在

听我的报告，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有助于我的更深入的研究。李永友老师提的问题主要是理论检验的问

题，非常好。现在我已知晓了答案，我应感谢他。项老师向我推荐了论文并告诉我一些处理技术，有助于我

日后的实证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其他老师也给了我许多启发，通过这次报告，我学了很多。更为重要的

是，与会者对我报告的积极评价，将对我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信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我院

“双周论坛”在各学院的支持下，一定会持续的办下去。在这里，我们应衷心感谢我们学院的卢新波院长和

崔大树副院长的大力支持，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浙江财经学院的正规的学术交流平台就不可能这么早的被

搭建起来。我想这个正规的学术交流平台将极大的有利于浙江财经学院的学术进步和青年学者的成长。我认

为，他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红生 浙江财经学院  杭州  310018)

                        
  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即将结题，以下是结项审批书中“主要观点或政策建议部分”的部分内容，该部分实质上也是在试图探究“中国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基础和制度条件”。结题成果计划明年出版，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中国地方政府都实行的是一种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

第二，方红生、张军（2009b）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这一政策行为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本书试图对此做出改进，我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相互作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与方红生、张军（2009b）假说中的“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相比，我们所引入的“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更“直接”的捕捉了政策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具体的说，我们认为“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主要解决了中国地方政府有激励实施“扩张偏向的政策”的问题，但是要使这种政策变成现实，还需要解决一个“融资”问题，特别在经济发生衰退的时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顺周期性财政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受到金融的约束。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实施扩张偏向的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了“金融约束”的问题。平新乔（2006）就曾给出一个中国地方政府“预算内软约束”和“预算外基本无约束”的著名论断。陈抗等（2002）曾提出“攫取之手”的概念，他们认为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基本上反映了“攫取之手”的行为。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攫取之手”解决了“金融约束”的问题，从而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只有引入“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在最近的一篇综述中，方红生（2009a）就曾给出过金融约束理论可以增强其他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衰退期政策行为的解释力这一观点，而我们的假说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一观点。

第三，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即对于治理经济衰退非常有效，但一旦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的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加速器。因此，如何让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也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关键。我们认为方红生、张军（2009b）的建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要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调整为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府考核机制。

第四，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可以有效的治理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还得益于中国的财政体制安排给予了中国地方政府“攫取之手”的行动空间。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没有这个行动空间，中国地方政府很难很好的解决“金融约束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财政体制安排却有着太多的问题（平新乔，2006；陈抗等，2002）。从本书的角度看，中国地方政府积极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可能是以中国民间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下降为代价的。显然，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如何在合理规范预算外收入的征收和管理的同时又能解决经济衰退期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问题”是另一个关键。我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储蓄并配合在经济衰退期发行地方债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

第五，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提醒我们要务必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为确保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认为，除调整政府考核机制外，中央政府还要设计出一个可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繁荣时的财政盈余得到储蓄的财政安排。Hagen and Harden(1995) 和 Eichengreen et al.(1996)就曾建议一个国家应设立一个如同独立的中央银行这样的独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national fiscal council）机构以便抵制外界的政治压力，我们不妨参考借鉴之。除此之外，构造制度约束（即制度检查、公共决策过程的制衡和良好质量的政府制度）也是实现一国财政纪律和财政健康的重要保证。

第六，通过实证的全面性，我们证实了FTPL在中国具有适用性。全面性表现在既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又基于两种计量方法。其中逻辑推理的基础是基于政策搭配定义的FTPL，即被动型货币政策和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两种方法分别是根据Sala(2004)的VAR发现，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基本为正；进一步地通过Kim(2003)的SVAR，我们不仅发现了通胀和通缩的交替过程，还发现了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过程。这些发现与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

第七，通过对Woodford(2001,2003)、Leeper(2006)和Cochrane(2006,2007)的政策观点的比较分析，我们折中的提出了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组合，即在正常时期下，政府一般应采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在非正常时期下，政府应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但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当国际间货币政策的博弈使得中国国内的利率提高受到限制时，积极型货币政策将无法正常运作，从而最终会被被动型货币政策所取代。一旦货币政策为被动型，与之匹配的最优的财政政策应是非李嘉图财政政策。这样的组合最终将使通货膨胀和产出路径实现向一个较理想均衡的收敛。这意味着，在正常时期下，也可能会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和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

第八，如果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确被定位成中性政策（见第3章），那么中性财政政策也不应被设计成“控制赤字”（金人庆，2005）或“预算平衡”（高培勇，2005；安体富、王海勇，2005）或“维持赤字规模不变”（陈共，2005），而应被设计成保持赤字与GDP占比不变。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中国官方指导稳健财政政策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即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修正为“盯住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否则一个“控制赤字”的非中性政策，若与积极型货币政策搭配，则很可能导致通胀或通缩螺旋，而盯住赤字与GDP占比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部李嘉图政策，因而不会干扰积极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另外，保留其余十二个字则可以把稳健财政政策的精神融入到FTPL建议之中，以便尽可能实现物价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三大目标。

第九，通过实证的全面性，我们认为，与生产能力过剩说相比，总需求不足说更可信，主要理由如下。（1）在现有的估计技术条件下，我们并没有发现通货紧缩发生之前存在潜在产出增长率突变的证据，因此，龚刚、林毅夫（2007）关于生产能力过剩说的正式表述就被证伪，总需求不足说被证实。（2）生产能力过剩说并没有区分信贷紧缩和萎缩，而且模糊掉通货紧缩发生的时间概念。实际上，根据总需求不足说的分析，在通货紧缩发生之前，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既存在信贷紧缩，也存在信贷萎缩。除此之外，生产能力过剩说在证明生产能力存在过剩方面也问题明显。（3）在破解“缩长”之谜的机制上，总需求不足说明确把握时间概念，将事实与说理融为一体，而生产能力过剩说没有做到这点，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识别问题。

第十，可以通过基于FTPL的政策搭配的视角完善解释“缩长”现象的总需求不足说（见第4章）。

注：

方红生（2009a）：顺周期财政政策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1期。

方红生、张军（2009b）：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3期。

变权数的价格指数的问题。关键的是我希望他们明白各自具体的权数是什么？这种权数可以通过什么简单的数学知识就可

以推出来的？在想着具体的变换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中关于GDP平减指数的介绍中对实际GDP的

处理。在该书中，实际GDP=实际消费+实际投资+.....+。这里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是右边在获得实际变量过程中所用的

价格指数出现了问题。如果所有的价格指数是可变权数，那么两边相等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有一个不变权数，如CPI（实

际上是一个不变权数的价格指数），那么等式就不可能恒等。在上次的日志中，我以为该书中的等式在理论上是没有问

题，但是现在我很有信心的认为并不是这样。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激励我把相关知识弄

透彻。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Lessons for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题目：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对经济理论与政策意味着什么？

             演讲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

             地点： 复旦大学光华楼一楼报告厅（东辅楼102）

             时间：2009年3月16日9：30-11：30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简介

   1942年出生，之后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

学聘为经济学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

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

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教授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 他所著的教材

《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熊市最小信息炒股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就可以在熊市下选到可以盈利的股票，同时还可将名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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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意“热点”板块。在熊市下，或许你会说，哪有什么热点板块？我说有，只是我心目中的“热点”可能与你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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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热点”通过持续上升的价格来反映，而价格则是“信心”和“关注度”的反映。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时间放在股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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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率大，呵呵。不信，试试吧。